第四章 古史年代

西方国家使用的基督纪元，认定耶稣出生之后那一年为纪年的开始，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耶稣并非出生于如今所说的公元1年，而是公元前7年至前4年左右¹。

我国史籍的纪年始于共和，即公元前841年。

若以孔子生年纪元，则后于共和290年，即公元前551年。

孔子作《春秋》，而《春秋》托始鲁隐公元年，实周平王四十九年，在共和元年119年之后，即公元前722年。

吕思勉据此认为，中国古史纪年起于西周末年。

古人说年数并不具体

吕思勉认为古人说年数，并不确切，喜欢举“成数”。今人也喜欢举“成数”，只不过基本在十的尺度，而古人所举的“成数”可能在几十至于百的尺度。由此可以知道《尚书》中所说尧舜的年纪恰到百岁，都是举“成数“的习惯使然。

盖凡运祚非短促者，皆以百岁言之也。

尧舜的年纪

《诗·生民》的注疏中引《中候握河纪》中说：”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说：”或云七十二年。“因此可知尧即政七十年得舜，之后又在位二十八年，因此尧年九十八。但若说是七十二岁受河图，则正好是活了一百岁。

而《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这个说法和《尧典》中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的说法吻合。

《礼记》中记载三十而有室，四十曰强仕。所以说舜三十岁登庸，辅佐尧约三十年（按《史记》的说法是二十八年），随后居丧两年，正好到六十岁。践位时是六十一岁，从后一年开始算，正好在位三十九年到一百岁驾崩。这就和《尚书》说的百岁所吻合了。

而舜辅佐尧三十年的时间，也是为了让尧提拔舜的年龄（七十岁）与尧自身的百岁相匹配。

因此吕思勉认为：古人先确定尧舜 “应享年百岁”（成数习惯），再将 “举用”“摄政”“在位” 等事件按时间逻辑填入，使总年数刚好凑整。这种时间安排并非真实历史纪年，而是 “以成数定框架，再填充史事” 的结果。

此外，吕思勉还认为，古人对君主 “在位年数” 与 “寿命” 的记载存在混淆，比如《周书》中武王口中的 “六十年” 与文王 “享国五十” 的时间线，可通过年龄逻辑推导出古人对世系时间的模糊处理。

随后，吕思勉还举了一个关于年份确定的例子。

文王是什么时候死的？

刘歆、贾逵、马融、王肃、韦昭和皇甫谧都认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因为根据《周书·文传》，文王受命九年，在鄗，召大子发之文，说明九年时仍在世。但是《史记》中却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这个年代就和刘歆等人说的不一样了。还说改期到大祥（两年后）而东伐同。文王到底是哪一年去世的呢？可以从其他的零星记载中找到答案。

《伯夷列传》中说：“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既然已经改期到大祥才伐纣，怎么可能还有“不葬”的说法。

《楚辞·天问》中说：“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

《淮南·齐俗》中说：“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一，故部位三年之丧始。”

上述线索说明，武王当时大概率是秘不发丧直接伐纣。后来的周人忌讳谈及这个事情，所以说是改期到了大祥之后。然而文王一死，武王就向东发兵，这件事很多人还是记得的。于是，写《周书》的人误把文王的死期向后推移了两年。

共和以前的年岁

共和以前的年代虽然不可具体知晓，但是大概的情况，儒家还是有概念的。

如《孟子·公孙丑下篇》中就有：

•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

《孟子·尽心下篇》中有：

•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
•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

《韩非子·显学篇》中说：

• “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

乐毅的《报燕惠王书》中称（燕）昭王之功为：

• “收八百岁之蓄积。”

吕思勉认为上述说法都大略相互符合，应当是有所来历。

刘歆作的《世经》中推校前世的年岁，说：

• ”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二，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 后人很多觉得他的划分很粗疏，但吕思勉认为其和大体相差不远。

张寿王、李信研究《黄帝调律历》说：

• “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汉书·律历志》：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元凤为汉昭帝第二个年号，元凤三年指的是公元前78年。

宝长安、单安国、桮育研究《终始》²，说：

• “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

二者大相径庭。而张寿王还转向帝王年录，说舜和禹的年岁不合人年。吕思勉认为古史中的 “年岁夸张” 是古人 “成数叙事” 的产物，属于 “言不雅驯” 的文化现象，而非史实错误。现代人不应以 “理性标准” 惊异或质疑这些 “习见之说”，而应从古人的叙事逻辑出发，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语境。

言不雅驯

出自《史记・五帝本纪》：“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迁指诸子百家对黄帝的记载 “不符合雅正规范”，故儒家学者难以采信。

“不雅驯” 指言论荒诞、不符合主流学术（如儒家）的叙事标准，或缺乏文献佐证的 “怪诞之说”。

共和以前的年岁也有一些可以考证的，但是也不完备，把各种说法比较起来，一定也是不能相证。比如《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朝诸位君主在位的年数，都有不一的地方，一个国家如此，那么多国家之间的时间记载，混乱可想而知。

上古年代

对于上古年代的记载，从纬候³开始变多起来，是汉人根据历法所创造的。

纬候

所谓纬候就是中国古代以谶纬学说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形成于两汉时期，由纬书与《尚书中候》等文献组成。其内容融合天文星象、地理方位及符瑞灾异等自然现象的占验解释，常被运用于军事决策、工艺技术等领域。作为儒家经义的衍生体系，纬候通过附会经典构建出独特的预言系统，在汉唐时期对政治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该词语在古代文献中多与兵书、棋算等实用技艺并称，南朝庾诜、五代吕师周等历史人物均以通晓纬候之术著称。

《广雅·释天》中认为从开天辟地到鲁哀公十四年间共二百七十六万年，可分为十纪，分别是：九頭、五龍、挺提（摄提）、合雄（合雒）、建通（連通）、序命、脩輩（循蜚）、因提、禪通、流記（流訖）。

司马贞的《補三皇本紀》中说：“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歳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

上述两种说法名称相同，但总的年数不同。

《后汉书·历志》中记载的汉灵帝熹平四年时蔡邕议历法，说《元命苞》、《乾鑿度》也认为从开辟至获麟是二百七十六万年；《诗·文王》注疏引《乾鑿度》，说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而文王受命⁵）。吕思勉认为《广雅》实际上是依据《元命苞》、《乾鑿度》的说法。

《路史余论》引《命历序》，说从开辟至获麟是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吕思勉认为这是《補三皇本紀》中说法的来历。

三统历

《三统历》是中国古代历法，西汉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成，属于阴阳历。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被《四分历》取代。

《三统历》是根据三统说而来，即天统为夏朝、地统为商朝、人统为周朝。推算上元积年的制历方法始于三统历，一直到授时历才被废除。

• 1年
• 1章=19年
• 1蔀=4章=76年
• 1纪=20蔀=80章=1520年
• 1元=3纪=60蔀=240章=4560年

《汉书·王莽传》记载：“莽改元地皇，從三萬六千歳曆號也。”《诗·文王》注疏引《乾鑿度》中所说的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2759280年）是一元（4560年）与613相乘⁶；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3276000年）是36000与91相乘。

由此看来，古籍中记载的这些年份或许本质是历法理论与数学计算的产物，反映了古人通过系统化的时间模型构建历史叙事的思维方式。

古帝王世代数

汉代人记载的古代帝王世系年数则更多。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一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

——《禮記·祭法》

而炎帝前的世系：

遂皇始出握機矩。

——《疏》引《易緯·通卦驗》⁷

遂王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

——《疏》引《六藝論》⁸

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

——《疏》引谯周《古史考》

燧人之后，又有：

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

——《曲禮疏》引谯周

吕思勉认为，以上的说法记载，都是谶纬之学兴起之后的产物，并不是确切的历史年代记录。

古史年数推理

《书》疏引用《雒师谋注》认为从文王受命开始，到鲁惠公（鲁国第十三任君主）末年，一共三百六十五年⁹。《乾凿度》说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而文王受命，那么加上三百六十年是春秋起始那年（鲁隐公元年），再加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共是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二年。这个年数相较二百七十六万年还差了十八年，说明《乾凿度》与《雒师谋》说法不合。

按照《乾凿度》的说法，文王受命应当是在春秋前四百七十有八岁（即2760000-2759280-242=478）。

按照《世经》¹⁰的说法，文王受命后九年而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七年；其明年为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鲁；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则文王受命在春秋前四百十三年（9+11+7+386=413）。

自共和元年，歳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徐廣

自周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

而《史记》的六国年表中则记载：

起周元王，訖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年，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二百二十一年。

按《史记》年表的说法，共和到周赧王，一共是五百八十六年；到汉武帝天汉四年是七百四十五年。

关于《史记》所涵盖的年份跨度，唐代的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有2413年的说法：

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於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史例》

吕思勉认为共和以后的年数，应当以《史记》本书为依据。而共和以前，《史记》只记载舜三十九年，需要从别处寻找年份依据。

《史记集解》引用皇甫謐的说法：黄帝百，颛顼（高阳氏）七十八，帝喾（高辛氏）七十¹¹，帝挚九，尧九十八。

众说纷纭

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记载的古帝王年数：伏羲百，神农百二十，少昊百——都属于成数。只有颛顼（78）和帝喾（70）不是，不知何故。北宋的《太平御览》在引用《帝王世纪》的同时，又引陶弘景，说帝喾在位六十三年，《路史》中也是这个说法。

吕思勉做了一个计算：63（帝喾）+78（颛顼）+9（帝挚）=150，这也是个成数。

这些数据必有来头，但可惜不可考了。

《史记集解》中又引用《竹书纪年》说夏朝一共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¹²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周至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而《史记正义》中对于上述年份都没有其他的说法，且也没有其他征引，因此应当是认同其观点。¹³

那么根据以上的说法计算，从黄帝到周幽王，一共是一千六百十八年（1618年）；东周以下则按《史记》本书的说法，到天汉四年，一共是六百七十四年（674年）。二者加和，是二千二百九十二年（2292年）。相较于张守节所说的二千四百一十三年还烧了一百二十一年，不知道张守节的说法有何凭据。

此外，《水经·瓠子河注》中提到成阳尧妃祠有汉代建宁五年成阳令管遵所立的碑，记载尧即位到永嘉三年，一共是二千七百二十有一年。《北史·张彝传》中说张彝曾进献《列帝图》，“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一年。”¹⁴均不知是有何依据。

为什么说如今的《 竹书纪年》是伪书？

《路史》引用《易纬稽览图》说：“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吕思勉认为这是伪造《竹书纪年》的人所凭据的说法。因为伪造者大概是认为羿、浞之乱历时四十年，所以在四百三十一年的基础上增加四十变为四百七十一年。

吕思勉认为晋代发掘出的《竹书纪年》并没有流传至今。唐代人所依据的版本，其伪造性质与明代人伪造的书籍并无区别。

魏国的史书必然源自晋国的史料，但晋国史书对于靖侯（西周晋国君主）以上的年代，已无法详细记载，怎么可能详述夏、商以前的历史？况且晋国又是从何处获得这些史料的呢？如果说是从周朝获得，周朝为何要将其秘藏？即便鲁国以秉持周礼著称，也未曾听闻这些史料，为何唯独传给唐叔（晋国始祖）？再者，韩国也是三晋之一，为何韩非谈论唐、虞以来的年数时，其模糊不清的程度与孟子相同？即便魏国人也没有能详细讲述古代年数的，难道是将这些史料秘不示人，唯独藏在魏王的陵墓中吗？无论从人情还是事理来看，都完全说不通。

因此，《竹书纪年》若存在共和行政（前 841 年）以前的纪年，就可知其不可信，更不必追问其记载的具体内容了。

以历法来推演古年代，本来是最可信的方法，可惜当年古人对于这类事情研究大多并不精细，而且古代的历法也多有疏漏，古代史籍中的记载也有伪误，因此推演出来的结论，都不可尽信。

在刘歆之后，宋代的邵雍又著有《皇极经世书》，推演出尧的元年是甲辰，在公元前2357年，但也不知道有何凭据。金履祥作的《通鉴纲目前编》采用了这个说法，从元、明以后，《纲目》盛行，通俗讲古史的人大多就沿用了这个说法。

史前时代

史前时代无年可纪，因此以时代代之。年代越久远的，材料就越匮乏，所分的时代就越长。这种做法看似粗略，实则时代越古演进就越迟缓，变化就越少，根据发掘出来的器物，也能推断出一个大概。

史前时期大概可分为：

• 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 Age）
•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
• 青铜器时代（Bronze Age）
• 铁器时代（Iron Age）

而旧石器时代，又分为前后期以及细分的若干时期：

旧石器时代前期有三代表性文化：

• 阿布维利文化（Abbevillian，又称Chellean）¹⁵，仅用石斧，略别于未经制造的石器。
• 阿舍利文化（Acheulean）¹⁶，除石斧外，还有石刀。
• 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¹⁷，能使用石片，较为锋利，且开始有骨器，但数量较少。

后期也有三个代表性文化：

• 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¹⁸，使用骨器较多，且开始有雕塑，技艺颇为人称道。
• 梭鲁特文化（Solutrean）¹⁹，石器两面有锋，骨器使用更多，制作更完善。
• 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²⁰，不再以石击石造石器，而是有钻的工具。

再之后是阿奇利文化（Azilian），是旧石器时代结束之后的一段考古时期，被认为是中石器时代的文化之一。这一时期的石器最早在法国阿列日省的阿奇利村被发现，此时骨器不再使用，石器也越来越少，或许是土器萌芽的时期，但陶器还未出现。这一时期也称上古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

新旧石器时代的划分并非只是看石器的精细和粗糙程度，而是看有无弓矢等物件，此外就是陶器的存否。有陶器则视为新石器时代的开端，无陶器则视为旧石器时代的终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知晓渔猎，能够用火²¹。到了末期，还有能够农牧、使用铜器的。

然而紫铜器不坚固、易损坏，所以仍列入石器的行列。到了能够制造铜锡合金，即所谓的青铜，才被称作（青）铜器时代。其时，人类以农牧为生，开始出现氏族（此前新石器时代以图腾制）和有系统的宗教（此前都是一些杂乱的拜物教）。

文字的兴起则在新石器时代之后，所以石器时代也称为史前时代，铜器和铁器的时代则是有史的年代。

当年我国的考古成果

在当年，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迹有五个，分别是旧石器后期的周口店、河套、周口店上洞；以及上古石器时代的黑龙江呼伦湖和广西武鸣。

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有甘肃、青海和河南的遗迹。当时安特生将之划分为六个时期：齐家时期、仰韶时期、马厂时期、辛店时期、寺洼时期、沙井时期。²²

铜器时期，南方则似乎早于北方。良渚钱山漾有粗制石器，古荡的有孔石斧疑似用铁器旋转而入的。还发现了很多石英器，由于质地坚硬，非金属不能穿凿，可见已在石铜兼用时期。而吕思勉基本确定北方用铜是由南方传授的。殷人始于东南，在上文已经论证过。

殷墟的铜器据化验含锡量在5~10%。日本人道野松鹤分析一部分器物未发现锡认为属于纯铜器时期，然而梅原末治则认为一些器物不含锡，含铅、铁、砷的较多，但兵器却依然含锡，这是因为中原锡比较稀少。“抑銅錫器之始，必用爲兵，久之乃以爲他器。”此外，殷墟的兵器纹理与鼎彝类似，可见并非是实用器件，证明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很久了。

吕思勉提到，《越绝书》中记载风胡子的话，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器；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器；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器；而当时以铁为兵器。还记载了薛烛的话，说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这说明从石器到铜器的演进，古人早就知晓。

Footnotes

1. 据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83 ↩

2. 此处人名划分不清。原文出自《汉书·律历志》“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大意为丞相委托一些人研究《终始》，单安国、桮育应为人名，长安、安陵应为地名，惟“宝”字前无地名？吕思勉断句将宝长安作为人名，可能有讹误。 ↩

3. 据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C%E5%80%99/2589991 ↩

4. 分为十纪，此处应当是每纪三十二万七千六百年才对。 ↩

5. 此处吕思勉原书无，结合下文说法，应当加上。 ↩

6. 实际上，代表一元的4560与613（或许是周期数）相乘得到的是2795280而非《乾鑿度》中所记载的2759280。二者正好相差了三万六千年（即36000年），与王莽篡汉后颁布新历的周期年数相符。不知吕思勉先生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个细节并不影响吕先生的论点，即古籍中所记载的开辟至获麟的年份数与汉代历法有相吻合印证的地方。 ↩

7. 《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 ↩

8. 方叔璣《注》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序命紀。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雒三， 連通六，序命四。” ↩

9. 又说本来是三百六十年，但学者听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的说法，误加上五年去附会。 ↩

10. 《世经》是西汉学者刘歆所著的历法与历史年代学文献，见于《汉书・律历志》。 ↩

11. 北宋的《太平御览·皇王部》中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是七十五年。 ↩

12. 即纣王，商朝的末代君主帝辛，子姓，名受，一名受德，后史随从周人称他为纣王、商纣王、殷纣王。 ↩

13. 《史记正义》是唐代张守节的作品，成书年代比南朝宋的《史记集解》要晚，故作如此推断。 ↩

14. 意思是说，从伏羲开始，到晋代末年，历经了十六代一百二十八位帝王，共三千二百七十一年。庖犧，即伏羲。 ↩

15. 欧洲较重要的旧石器时期文化之一，可追溯到大约60万至40万年前。遗物主要发现于法国索姆河畔阿布维尔，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是奥都万文化的一部分。属手斧文化系统。阿布维利工具的使用者是欧洲最早的古人类，他们被归类为晚期直立人，或被归类为海德堡人。 ↩

16. 此文化横跨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非洲、亚洲及欧洲。阿舍利文化是旧石器文化中的一个阶段，距今170万年至20万年间，因最早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利|圣阿舍利而得名。它是左右对称的石器，多类型组合，例如：手斧、手镐、薄刃斧、砍砸器、大型石刀等。它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生产标准化器物的意识和能力。 ↩

17. 欧洲、西亚、中亚和东北非地区的晚近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文化。该文化始于约30万年前，延续至约3万年前。如果把它的前身勒瓦卢瓦（Levallois）或称勒瓦卢瓦-莫斯特（Levallois Mousterian）也算在内，范围则会扩增至大约公元前300000–200000年。紧接在后的主要时期是智人的奥瑞纳文化（约43,000–28,000 BP）。 ↩

18. 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克罗马侬人相关，持续时间为43,000至26,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黎凡特之后的一段时间在欧洲发展起来，其中埃米兰（Emiran）时期和艾哈迈拉（Ahmarian）时期构成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第一个时期，对应于智人向非洲外扩张的第一阶段。然后他们迁徙到欧洲，并创造现代人类的第一个欧洲文化，即奥里纳伊森文化。狮子人雕像和肖维岩洞是当今该文化的代表遗留。 ↩

19. 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法国东部里昂附近的梭鲁特雷山洞而得名。以高超的压制石器技术著称，达到了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顶峰。主要分布在法国北部，也发现于西班牙、比利时和英国 。年代约距今2.1万–1.8万年。 ↩

20. 约公元前15,000年至前10,000年间存在于西欧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文化，以法国多尔多涅省蒂尔萨克的韦泽尔河峡谷岩棚（La Madeleine）遗址命名。 ↩

21.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人类对火的使用开始于很早的时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能够用火，并不始于新石器时代。 ↩

22. 这个划分方法见于1925年安特生出版的《甘肃考古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