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考虑到字数的差异，相比《生死场》与《呼兰河传》，萧红的这部文笔更加通俗流畅的《马伯乐》仍然花去了我更长的时间。与前两篇小说不同，《马伯乐》更像是通俗意义上的小说，而不是萧红一贯的写景加抒情进而淡化人物和情节。毫无疑问，《马伯乐》读起来也是相当有趣。小说有着非常明晰的主线结构，然而进一步细化，这些结构仍然像她以往作品一样，以琐碎的小事穿插而成，这些马伯乐生活中平常的小事辅之以马伯乐那令人鄙夷的奇怪思想，呈现出了一种绝妙的讽刺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从萧红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中是能够看出《马伯乐》的影子的。这在萧红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并非没有先例。譬如，《家族以外的人》与《后花园》就可分别看作是《呼兰河传》中“有二伯”与“冯歪嘴子”部分的细化。而马伯乐的“前身”恰恰就是《逃难》中的“何南生”，《逃难》中所着重描述的便是《马伯乐》里马伯乐一家从上海火车站乘火车逃往汉口这一情节。《逃难》中主角的名字似乎别有深意，但因为水平有限，无从深入考据，我只能止于怀疑。究竟是与“河南”有关还是取义“南（方即为）生（路）”不甚清楚，不过马伯乐确明写是青岛人，那么后者似乎靠谱些。《逃难》中的何南生与马伯乐的身份经历不甚相同，不过性格处事则是同一，毋庸置疑。另一个有趣的点是，何南生战前做小学教员，战后从南京逃难，不过他是逃亡陕西做了中学教员，这恰恰就是马伯乐太太先前有意，而马伯乐一家并没有走的另一条道路。那么由此我猜，何南生去的大概率是西安了。
小说第一部从马伯乐其人写起，写他的生活、性格、家庭，由此在读者心中便可生出一个大致的样貌——这种人大约是不可理喻的。随后便写起了马伯乐的第一次逃离。这一次，是逃离在马伯乐心中这个不能长久停留的家庭，前往上海去谋生路。而后自然是生路败了，落魄得只能回家作罢。随后，便是马伯乐浩浩荡荡的逃亡生涯的开始了。日本人还没打到青岛，他就未雨绸缪，全了铺盖逃到上海，在那里日日夜夜盼着青岛沦陷，在他的心中，估摸着，日军早晚是要打到上海的。这样他又兴奋起来，筹办着下一步的逃亡。一切都提前计划，才能井井有条。没了钱他就盼着日军，打了青岛，太太不就是要来了吗，太太来了，那还愁没有钱吗。带着这样周密的推论，他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太太。就这样辗转从上海到汉口再到重庆，甚至有人推测还会逃到香港——正如萧红本人。
其实如果细细品味的话，你会发现马伯乐并不是一个难懂的人，虽然文章中有夸张的成分，但是鉴于萧红将马伯乐的思维轨迹描绘得如此清晰，跟上马伯乐的思路并不难，甚至有时候你都会在马伯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某种层面上来讲，马伯乐正是许多“文化人”的写照。正如艾晓明先生所说，他代表的是一类“善于操纵语言”者。
马伯乐这类特殊市民，姑且把他们称之为文化游民（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游民），他们的精神状态有一种特征就是随时随地地挪用各种时髦的语言概念，亦即是说他们特别善于操纵语言，这一点是萧红对现代中国人的性格缺陷的一个深刻发现。语言是他们的工具，也是他们的安慰，这全是基于语言是可以随意挪用的。
——艾晓明，“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
这段概括可说是精炼得当。马伯乐随时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套理论依据。马伯乐每做一个决定，都要在心中加以诠释，以符合一定的道理。这些道理有可能是民间的俗语，有可能是公认的道理，也有可能仅仅是出于马伯乐自己在情理的基础上对于当前情况的推论。总之，无论事情是多么荒唐可笑背离常规，马伯乐总是能够用一种看似提前实际滞后的一种解释来使他的行为达到完满合规。换句话说，马伯乐总是自己思想上的“事后诸葛亮”。哪怕事情并非像他预想的那样发展，他仍能用另一套解释巧妙地替换掉先前的那种，达到“这样也不错”的心里境界，这恰恰也是另一种“精神胜利法”，难怪艾晓明先生说马伯乐是萧红笔下的“阿Q”。
操纵语言仅仅是“马伯乐”们的特点之一。马伯乐另一个鲜明的特点便是热衷于民族大义，而在遇到切身利益的时刻，他就又畏缩到“语言操控”的层面，做自己的“精神胜利”去了。在这一点上，马伯乐可谓是将“上纲上线”进行到了一种极致。作为一个生长于父亲信奉基督教的“媚洋”家庭的孩子，马伯乐出人意料地反叛和先进。他接受过基础教育，接触过一些先进思想，对民族与国家有着一定的认知。在马伯乐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犹能看出其特点。他一方面憎恨着外国人，忿恨他们吸食民脂民膏，愤恨中国人崇洋媚外，不思进取浑浑噩噩，随时随地骂着“真他妈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却不能摆脱他所憎恨者的模样，外国人踩了他的脚，他不敢多言，外国人排队买面包，他恭敬地不敢插队。然而这样的矛盾，在马伯乐心中却能被某种不可言说的神圣感轻易消解。
这一天马伯乐也是同去做礼拜的，看了这景况，心里起了无限的憎恶：
这还可以吗？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还有什么用啦！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了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
——萧红，《马伯乐》
在这一点上，小说中的那个船夫和马伯乐有着些许的相似之处。他们善于借用某种大义来掩盖事实，善于用宣言来遮饰不足。有人或许马上会意识到这种尖刻讽刺的矛头所向，不过当大放厥词批评批判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这是一条普适的警示，切莫陷入“为了批评而批评”的文字游戏，而忽略事实与实质。
听了船老板这样反复的坚强的宣言，人们都非常感动。至于这船的“破”，这船的“慢”，那些小节目，人们已抛开了，只是向着中国整个的远大的前程迈进着。
——萧红，《马伯乐》
与此同时，马伯乐也是忧伤的。他的忧伤从当下许多“文艺青年”的身上尚能看到，只不过不甚明显罢了。相比上两条，马伯乐的忧伤其实是相对比较可爱的特点。说是可爱，是因为这赋予了马伯乐一种近似于多愁善感的性格，这种多愁善感你说和林黛玉相比谁更甚，不好讲。但是马伯乐的特点是他的可笑更贴近现实。你会相信世界上真真正正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头脑里装了些许知识和阅历，平常的时候对待万物有着知识分子一般的理性，然而一旦危险临近自身，就好似大过同样的危险降临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人总是趋利避害，对不关自身的事情，从来都是趋向于高高挂起。
总之，越是马伯乐自己的事情，他就越容易往悲观方面去想。也不管是真正乐观的，或有几分乐观的；这他都不管。那怕一根鱼刺若被横到他的喉呢里，那鱼刺也一定比横在别人喉咙里的要大。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感着那鱼刺的确是横在他的喉咙了。一点也不差，的的确确的，每一呼吸那东西还会上下的刺痛着。
——萧红，《马伯乐》
马伯乐的这个特点与其说是病态，倒不如说是人之常性的一种放大。萧红特意描绘出这个性格，我认为也反映出她对一些装腔作势“文人”、“知识分子”的一种讥讽。知识不是拿来卖的弄的，也从来不能遮掩人的本性。不是有了学识、会耍弄文字就高人一等，把自己塑造成理性的正派化身，任意蔑视众生。更何况知识水平也有高低之分，马伯乐之类是不足以为“文人”的。
我的意思是，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一层人，并不都是鲁迅式的清醒者，其中大量是脱胎于都市的无业游民、文化游民式的人物。现代思想、观念于他们是容易脱换的衣装，随时升降的大旗。
——艾晓明，“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
由这种忧伤引申而来的，便是他的“逃”。小说开篇即开宗明义点明马伯乐喜欢“逃”。不只是喜欢，而是无时不刻不对未来的灾难作着打算。“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呀”是他的口头禅。“逃避”更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了。到了这个层面，萧红有多少是在写真实的“逃亡者”，又有多少是在写引申义的“逃避者”呢？以我的水平可能还探讨不好，暂时不在这里多费笔墨了。接下来再讲一讲马伯乐之待人，尤其是对家庭的看法。
马伯乐待人是有一套理论的。当然了，以他的性格这一套理论变来变去，发展成好多套了。有些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对待中国人和外国人、穷人和富人等等，大多和上文讨论过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不再多言。只额外提一下其中关于马伯乐交朋友的准则，他是喜欢交穷朋友而不喜欢富朋友。小说中亦写了马伯乐本人的观点，颇为有趣。现在之说一说马伯乐眼中的家庭。
马伯乐出生于一个相对奇特的中国家庭。家产算是富裕，吃穿并不愁。奇就奇在他的父亲是信奉基督教，并慕洋慕到了骨子里。在这种环境下，马伯乐却真实地反感着这种崇洋媚外的行为。在家中他是个少爷，却活得不像一个少爷，时常深感愤懑憋屈。他觉得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是不应该受困于这样的家庭之中的，于是他开始向往着外面，时时刻刻要“逃”。与此同时，他并不能脱离这个家庭对他的羁绊，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他每每想逃，却每次都不能自立更生。所有的营生都失败了，最后毫无例外地期盼着家庭的营救。有好几次，他都骂着他父亲的冷漠，妻子的无情，痛斥着自己作为一个儿子、一位丈夫，并不能从家庭中得到一丁点儿的关爱与接济。看到马伯乐这样的指责，谁能不相信这是一个极其注重家庭关系与父子（女）深情的人呢？可是当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却看到马伯乐的失措和惊愕。尤其是当太太并不提从家里带来多少钱的时候，马伯乐是慌乱的，他的内心在想：什么？难道是要我来养活你和这些孩子的么？从家里逃难，是不带来钱的么？等着我来养活！借用当下流行的词汇，那就是明明白白的“双标”。不过这在马伯乐的眼里是再自然不过的。
之前看到有人总结了我们汉语中流传下来的种种成语、俗语。往往一句经典的劝诫或者论述，都能找到含义与之相反却同样经典的论述与之抗衡。马伯乐可谓是将这种对立转化灵活运用到极致的人。
写了这么多，是因为看的时候感触不少。尤其是觉得，我们都或多或少的与马伯乐类似。至于马伯乐的某些特性在我们身上体现得如何，旁人或许看得更清。旁人若没看见，自身也许多自省，多剖析。不至于落得和马伯乐一样，荒唐可笑而浑然不自知，迂腐至极，变为他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