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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来源问题。中国民族从何而来。
世界民族能追溯其肇始的，都是邻族为其记述，而我国开化较早，没有邻族的记载可供参考。当时的人们也都不熟悉外面的地理情况，以为天下只有一个国家，自然不能知晓我们的民族从何而来，还以为自古以来都如此。
凡一大民族，必合诸小民族而成。后来所同化者虽多，而其初则必以一族为之主……为吾国民族之主者谁乎？必曰汉族。
汉族的名号起源于刘邦称帝之后。当时的民族和国家混为一谈，所以人们将一个朝代的国号作为整个民族的名称。其后虽然朝代有更替，但是民族却再无更改。
汉族西来说
欧洲的教士最早研究汉族的缘起，其后东西方各国的学者接替之。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确凿证据，而且离奇不可思议。国人其初读外国书籍较少，少有思考，不少人觉得这类说法新奇可喜。
比如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撰写的《支那文明史》根据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说法，认为中国民族起源于巴比伦，实则牵强附会的说法。
在此之后有人以这个说法为蓝本，又创造了不少新说。
Note
吕思勉在早期著作《白话本国史》中曾认可汉族西来说，并加以论证。如今更正了自己之前的看法。
人种角度的研究
二十世纪初（1903），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现一臼齿，被认为是人类或类人猿的遗物；1923—1926年间，又陆续发现前臼齿、臼齿等物品，后被命名为北京齿，而其所属称为北京人（Peking man），协和医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r. Davidson Black）命名其为北京种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现在更名为北京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
当时有“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的学说，认为文化传播如果不受阻碍，一定是均匀向四方发展，那么文化的缘起之地一定在这个区域的中点。林惠祥认为由于文化和种族相连，所以可由此讨论种族的发源。由于新疆是黄种人的西部边界，东部边界则在美洲，因此亚洲东境便是黄种人的发源地。他在《中国民族史》第三章中如是阐述：
新疆为黄种西界，而美洲土人亦为黄种，则其东界实在美洲。黄种发祥，当在二者之中，即亚洲东境。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
吕思勉对此表示认同。但吕思勉也表示，人种缘起是一回事，而民族缘起又是另一回事。
新西来说
1921年，辽西锦西砂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1923年、1924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和青海湖沿岸边境都发现了彩色陶器。这些陶器与土耳其和俄国、意大利、希腊、东欧诸国的陶器相似。尤其和安诺（Anau）、苏萨（Susa）两处的陶器酷似。于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认为中国民族十七世从中亚经过南北两山间抵达皋兰的。
这种说法认为，中亚的远古时期气候宜人，后来到了冰期，人类开始向其他地方迁移。向西南迁的，经过小亚细亚进入非洲；向东北迁移的，进入外蒙古、西伯利亚、美洲；向南迁移的进入印度、南洋群岛；向东南迁移的，进入中国和日本。
后来冰期结束，气候稍稍恢复，迁出者有的回到中亚，有的就此散播开来。其时正当旧石器时代。有过了很久，回到中亚的人又开始向外迁移，有的到达北欧，有的从里海来到了两河流域，又得到非洲、蒙古、西伯利亚。这其中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伊犁河畔的，就是中国民族。
这些人以田猎为业，进入塔里木河流域又学会了捕鱼，其时正当新石器初期。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他们又进入甘肃、青海、宁夏，到了末期迁往绥远、陕西，再往东进入山西、河南，西南方向进入西康。这段时期他们开始从事农牧，文化中心在甘肃；后来到了石器、铜器兼用的时代，开始进入湖北、安徽、山东，此时文化中心在河南。
因此，甘肃和青海的遗址属于新石器和紫铜器两个时期，仰韶村、砂锅屯与之大略相同，而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则在青铜器时期。
这一学说也多被质疑。主要疑点有几个：
- 考古新疆得到的汉、唐遗物甚多，先秦物则没有；
- 河南、甘肃的陶器年代早于公元前2500年，而巴比伦的陶器始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传到小亚细亚（向西方传播），如果河南甘肃两地的陶器也来自巴比伦（自巴比伦向东方传播），为何传播速度这么快？
- 河南、甘肃初期遗址都没有铜器，而同时期的波斯（安诺、苏萨）却有铜器，为何制陶和制铜不一起传来？
- 制陶之术如果是从西方而来，必然是越传越薄（比不如原始发源地），可是甘肃陶器采色、图案都胜于河南，但是陶质薄且坚，设色琢磨都不如河南。
东南起源说
这一说法起源于江苏、浙江和山东的考古发现。
- 1930年——南京古物保存所在栖霞山西北甘夏镇发掘六朝陵墓，得新石器时代石器；
- 1930年——山东古迹研究会发掘历城城子崖；
- 1933年——山东古迹研究会与中央研究院共同挖掘滕县安上村。
上述三处均发现黑色陶器，发现的甲骨与殷墟相类。
随后1935年和1936年又陆续在江苏武进、金山、吴县，浙江杭县、吴兴、嘉兴、平湖、海盐等地发掘得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
其中杭县的黑陶与山东黑陶相类，这些黑陶与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发现的彩陶相映，标志着东南与西北的文化存在沟通。
南京、江、浙的陶器纹理都是几何形，与香港、辽宁发现的陶器类似，与黄河流域（仰韶彩陶等）的条纹、席纹迥然不同。台湾地区番族陶器的纹理和上述不同，但服饰相似；而西南苗族的制器技术不高，但是几何图案做得很好。
在1928年以后，中央研究院一直在河南发掘，发现了不少黑陶，部分地区兼有黑陶和彩陶。时间上，黑陶在后，彩陶在前。可见东西文化在此交汇。所谓彩陶，就是以红色为底，装饰以黑色，与《韩非子·十过篇》中的“禹之祭器，朱染其内，黑画其外”吻合。仰韶、山西的彩陶更加精致、色彩更鲜明，是甘肃所没有的，因此这又是河南山西地区融合东西的证据。吕思勉引证《史记·五帝本纪》中“舜陶河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虞阏父为周陶正”（说明虞人，即吴人，善制陶器）推断殷人起于东南，因此也善于制陶。河南、山西的陶器吸收了殷人的技巧，因此精于甘肃。
位于江南地区良渚文化的陶器形制或许是商周铜器的祖先。金祖同认为古器上的回文是来自于水浪的渐变，而水浪纹起源于海滨地区。如今在河南发掘出很多贝类，又有水牛的遗骸，且甲骨文中也有米麦的字眼，这些都佐证其文化源起于东南。此前在甘肃、青海和仰韶村、砂锅屯发现的彩陶，其上多绘制动物形，所用颜色与中亚相同。而貔子窝发现的彩陶所绘制的都是几何形，颜色较差，容易剥落，也是石器时代的物件，年代可推至公元前数千年，江南各地也都有不少彩陶发现。因此东南的彩陶不待西方传播。西来说自破矣。
除了陶器，江浙地区石器时代有戈、矛和钺。南洋的土人也有钺，黄河流域却只有殷墟有钺。卫聚贤据此认为殷人是从江浙迁徙到河南的。吕思勉也引《诗·商颂·长发》中“武王载旆，有虔秉钺”以及《史记·殷本纪》中“汤自把钺，以伐昆吾”证明殷人用钺历史悠久。此外，《淮南子·缪称》中“吴铎以声自破”，《盐铁论·利议》中“吴铎以舌自破”可以说明铎最早在吴地，后传入黄河流域，由于黄河流域少金，因此改为木铎，则东南地区用青铜器是早于中原地区的。
无锡名称的由来
黄河地区自古不产锡，而长江下游江苏的无锡县地区在周朝和秦朝时期盛产锡。古语有云：“有锡征，无锡平”，于是汉代将此地更名为无锡。
此外，山东、辽宁、陕西都发现有孔石斧，朝鲜、日本和太平洋沿岸则发现有孔石厨刀；大洋洲木器所刻的动物形与中国的铜器相似；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类似的。印度支那、日本、太平洋沿岸及南洋群岛都发现各类石斧，厦门也发现石锛，背有沟，与前者类似。由此认为古代文化与东南洋的关系比较深切。
确有西来
西方文化传播于东方并非妄言，但是传播的年代尚可商榷。吕思勉认为位于黑海北部草原，东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斯西亚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的文化曾触达东方。这个文化属于青铜器石器。在如今的绥远一带有其遗迹。而甘肃、青海地区的彩陶可能就是其再早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有人认为，商周时期的铜器，纹理可能源于动物，也可能来自斯基泰文化。但是斯基泰文化远在西伯利亚，年代还在周之后，而我国的铜器在殷朝时就已经盛行。
从石器上看，从长城以北开始石器可分为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
- 打制石器：西至新疆，东至东三省，遗迹环绕沙漠；
- 细石器：只在兴安岭以西；
- 磨制石器：在黄河流域。
前两种都出自猎牧民族，只有磨制石器是农耕民族使用的。打制石器多在西辽河、松花江以北。辽河下游及老哈河流域打制、磨制并存。磨制石器北抵黑龙江，东至朝鲜北境。
由此可见，西南亚的文化曾经西到甘肃、青海，东到绥远，不过其时代不早于东南方，不是中国文化的骨干。
与马来人有别
马来是古越人，属于中国民族的分支之一，和汉族有区别。其原因有几个：
- 北边的民族辫发，南边的民族断发，中原则冠带之。这个习俗差异很明显，自古有之，非一朝一夕之故；
- 黥额文身这个习俗。五刑之中的黥，大概是一开始以异族为奴隶，后来本族有罪的人，也变为奴隶，和各异族为伍，在额头纹身来做区别。
- 马来的风俗看重铜鼓，而汉族没有这个物件；
可见汉族自为一支，东西两种文化，并为其所吸受也。
我国古代，自称其地为齐州。《尔雅·释言》曰：“齐，中也。”《释地》又云：“中有岱嶽。”《礼韵》谓：“因名山以升中於天”此古封禅告成功者之所以必于是也。